11月4日晚，我院2020年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第一讲顺利开讲。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朱春阳教授通过腾讯会议在线为我院师生带来主题为“融媒体时代网络平台治理的现代化转型”的精彩学术讲座。

本次讲座由程刚教授在线下主持，我院研究生、本科生共计280余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聆听了本次讲座。讲座中，朱教授主要围绕融媒体发展的背景、基本逻辑、平台治理的转型、规则、困境以及未来的展望等内容展开。

Q1

媒介融合发展的两个标志点

讲座伊始，朱教授就讲座的题目来源做了阐释，此间为同学们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并由此概念切入，对“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二者做了区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谈平台治理的意义。

朱教授从疫情期间公众的媒介的使用情况出发，分别就媒体融合的背景以及全媒体的概念做了介绍。他认为，2012年是媒介融合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两个标志点：其一，2012手机超过台式机成为中国人上网的第一选择。这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表明了全媒体传播所依赖的技术基础已成为现实，推动着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确立与发展。其二，2013年百度营收超过央视，代表新兴广告类型与传统广告类型的此消彼长。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出现断崖式下滑。以今日头条、腾讯新闻为代表的各类新媒体客户端市场份额在不断攀升。平台的经济属性在日渐凸显的同时，平台本身对社会生活也产生全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影响。用户对平台的依恋程度在不断提升。

随着媒介的不断融合，全媒体的概念孕育而生。朱教授认为，全媒体的概念应该从用户的使用场景出发来界定。“在家、在办公室、在路上三个场景全覆盖，我们才能将其称为全媒体。而只覆盖其中的一个或两个使用场景，则只能称为是多媒体。”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三个原本独立的场景被移动互联网贯穿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在线场景，在平台上呈现。平台对人们生活的卷入程度在不断加大，渗透到电子支付、商务、公共信息服务、智慧城市建设等多个层面，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Q2

技术的趋势：

融合发展的主要坐标

高效的媒介融合不仅是体量上的增加，更应该是媒介可供性不断提升的结果。朱教授为同学们系统介绍了“媒介可供性”的构成：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

在这三个可供性当中，朱教授表示，“移动可供性”是最容易实现的，因此国家优先提出“移动优先”战略，优先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新型主流媒体成为适应现代传播体系的现实路径。然而，在移动可供性实现的同时，也应当将用户体验作为媒介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

在“社交可供性”方面，他认为，当前我们都是社会关系中的节点，用户对平台的依存实质上是对平台上各种社交关系的依存。因此，融合发展需要以社区为基础的强关系建设为目标。为此，各大平台也积极构建起各类社交关系网络以增强用户的粘性。

在“生产可供性”上，朱教授认为这是移动优先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全媒体”这一新概念，其中“全员媒体”既是对既有宣传教育的继承，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开门办报等优良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也是对上述生产可供性的回应。因此，“生产可供性”这一需求要求各个平台、各家媒体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让多元的声音共存。

同时，朱教授认为，试图依靠区域或行业垄断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终究是无法长远的。然后，他以腾讯为例做了进一步阐释。在腾讯发展初期，其打造的“腾讯帝国”是封闭的，奉行的是“丛林法则”，通过模仿复制实现融合发展，因此成为行业创新力量的“公敌”。彼时QQ凭借着明确的用户定位，尽可能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很快就为QQ赢得了超过8亿的注册用户。为保证用户的忠诚度和粘性，避免出现用户流失的情况，腾讯通常是通过新品收购或者模仿创新。腾讯凭借庞大的用户资源，能够迅速实现对目标市场的覆盖和占有，并形成封闭性平台，严重挤压了其他行业创新者的生存空间。

2011年前后，腾讯与奇虎360的一场大战彻底改变了腾讯平台战略的方向。马化腾开始转变思路，提出“天空法则”来改善平台与行业创新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天空法则”，就是“天高任鸟飞”，主要表现为开放、合作与共赢。这一战略的主承载平台是微信。借用微信平台，腾讯把小程序和公众号这两个端口开放给行业创新者，共享腾讯的用户资源和创新红利。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微信平台成为行业创新力量的集散地，实现了共同发展和价值共创。通过腾讯发展战略转型的例子，朱教授认为，平台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关键在于要善待创新者。

Q3

平台治理的规则：

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在平台的治理的规则上，朱教授表示，不建议放大政府直接干预的预期，政府正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有限政府的角色才是适当的。因此，平台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靠自律与政府外他律力量。2011年前后腾讯平台的战略转向显示出其高度的自律性。但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不免发出疑问：诸如腾讯这种公共性、社会性越来越高的平台，靠资本属性主导的平台自律就能实现其造福社会更多群体的目标吗？朱教授认为，仅依靠自律是不够的，当某个平台成为“公共剧场”后，还要与它同呼吸、共命运的用户以及价值共创者们共同对规则进行制定和监管，即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Q4

邻避效应的治理方案：

一个可以资借的经验

朱教授表示，这一理念来自于国家-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邻避效应的有效治理的探索。什么是邻避效应？朱教授引用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案例：比如垃圾焚烧厂如果选址选在某小区附近，常常遭到小区人的抵制。临终关怀医院是城市社会老龄化发展中必须重点建设的环节，但是选址在某个小区旁边，可能大家也不太愿意。因此，邻避效应的治理方案中，更多强调对诱发邻避效应的因素进行治理，尽可能多地引入利益相关者加入进来，把项目治理过程、前期讨论的过程开放给利益相关者。如果相关者不参与其中而成为局外人，那么他与项目的运行者之间是没有信任的。所以加入其中讨论，恰恰会促进共同机制的形成。

朱教授表示，在谈平台治理时，又容易陷入“社会责任论”面临的老问题。发现问题容易，提出问题也容易，但应该怎么解决是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平台、政府、公众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权衡？责任又应该如何分配？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平台的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朱教授认为，这个问题还处于不断探索之中。

Q5

面向未来：

第五个现代化的转型破题

就平台治理的问题，朱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平台治理措施可参照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理念，鼓励利益各方全员、全程共同参与到对平台的监管中，社会各个主体应共同努力，实现价值共创。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转为“有限型政府”的同时应适当制定政策进行引导和调和。平台在追求行业利益时，应承担社会责任，兼顾用户利益。用户在使用平台时，也应该有意识地保护个人权益及隐私等。

讲座最后，朱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商业平台如何与用户达到平衡关系”“平台的商业逻辑和平台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应该如何调和”以及“如何看待平台大而不倒”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就平台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做出更多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