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晚，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程曼丽教授应邀来到我院，举行了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的学术讲座。讲座伊始，程曼丽教授破题解释了“何为后疫情时代”，随后就“后疫情时代下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等内容展开，此间深入剖析了对外传播的内涵及发展趋势，引发学院师生关于中国对外传播的进一步思考。

本次讲座由副院长陈俊妮主持，我院研究生、本科生共计280余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聆听了本次讲座。

左为主持人陈俊妮（副院长），右为程曼丽教授

01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进程按下暂停键。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美欧关系陷入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面临着严峻挑战。疫情初期，舆论场上充斥着污名化中国的谣言，部分西方媒体甚至散布“中国病毒论”“中国赔偿论”的论调，使中国的对外传播面临了巨大挑战。

作为首个打响这场战疫的国家，中国一直都是全球新闻舆论的焦点。随着中国抗疫成效初显，中国式抗疫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中国的抗疫经验也逐渐在世界推广。西方媒体频繁地将新闻镜头聚焦到中国，尤其是今年9月1日和10月1日，武汉中小学的开学以及中国的国庆假期，西方媒体高度关注在这两场规模较大的人群流动中，中国的疫情会不会再次爆发。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抗疫是成功的，西方国家也将其视为中国抗疫进程的惊人转变。疫情使世界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及中华文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将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及对外传播的压力。

02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

程曼丽教授认为，在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中，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北京奥运会成为当时国际舆论的瞩目焦点；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中国政府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先于其它国家走出经济低谷。也因此，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出现并被不断放大，外交局面日益严峻，如何打破传播格局中“西强我弱”的被动形势成为我国对外传播亟需探索的新课题。

200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印发<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 规划>的通知》(简称24号文)，2009年至今，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是第11个年头。程教授认为，硬件设施建设、核心能力打造、护航“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外传播发展的三个阶段。“24号文”发布以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就成为中国“重点媒体”的努力方向，例如2010年7月1日CNC（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开播，2017年1月1日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正式开播。

（图二）

关于中国对外传播的硬件设施建设，程曼丽教授介绍道，中央实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的初期，各重点媒体纷纷以硬件设施建设作为突破口，不断强化海外传播平台的人员、技术配置,优化全球驻外站点布局，完善采编播报网络，拓展对外传播渠道，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硬件建设为依托，各媒体对外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初步扭转了重大事件中国际舆论由西方媒体全面主导的局面。

在中国对外传播的核心能力打造方面，程曼丽教授表示，由于历史、现实的双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在传播观念、传播技巧、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与劣势。正因为如此，党中央从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角度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这由此成为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核心能力”。

讲座中，程曼丽教授还为同学们梳理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情况：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会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由此可见，为“一带一路”护航,将成为中国重点媒体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2013年至2017年，媒体有关“一带一路”报道的频次显著增长，从2013年低于50万篇/次跃升到2017年超过350万篇/次。目前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程曼丽教授总结道，“一带一路”涉及不同地域的6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社会文化习俗、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对于中国的认知、评价也有所不同，这就使得“一带一路”的共建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因此，中国媒体面临新的任务:在充分了解沿线各国涉华舆情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传播，包括释疑解惑和舆论纠偏，避免“一带一路”话语的空泛化与表面化。

（图三）2020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03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

关于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程曼丽老师表示，对比奥巴马政府，特朗普的对华传播战略发生转变，体现在对华指涉更为直接、不再隐晦，对华舆论出现波动性与跳跃性。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包括传播战略的变化，是美国根据大国格局以及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出于危机感而做出的调整，是美国进入新的历史转折期的必然选择。在特朗普看似“疯人”、“狂人”言行的背后，反映的是美国执政集团的利益，进一步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

此外，程曼丽老师还指出，中国“走出去”的媒体面临困境。2018年9月，美国司法部通知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要求它们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18日，美方宣布将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进行管理。2020年3月2日， 美方宣布对五家中国媒体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实行人员上限。

04有关中国对外传播的思考

中国对外传播应当重视的问题：

程曼丽老师强调道，中国对外传播应当重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美关系始终抱有积极而理性的期待，中国的涉美话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期待，强调学习借鉴、合作共享、互利双赢。而当形势突然发生逆转，中国被竞争、扼制、敌对的舆论包围时，我们便陷于被动，在应对策略与技巧上相形见绌。第二，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拥有很多同盟国和追随者。这些国家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利益关联，有着相近的对华政策，因而在国际舆论，尤其是涉华舆论方面常常与美国高度契合，步调一致，易于形成对中国的合围之势。第三，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示我们，从政治领域到安全领域，从经济发展到科技进步，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已卷土重来。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是世界格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之下的产物，它所针对的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而是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因而具有更强的威慑与攻击力度。

疫情下中国对外传播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如此境况，程曼丽教授给出了后疫情时代下中国对外传播四点的思考与建议。其一，进行舆论应战的同时，防止落入对方的“舆论陷阱”中。其二，中国的对外传播话语应当上升一个层面，即国际化的层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进行组织建构，形成超越语言、言语范畴的、具有思想内涵的系统性的“陈述群”(福科语)。其三，话语和行动应密切配合。不但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传好，也要做到位，进一步细化各个环节的工作，把“说”与“做”、 动机与效果更好地统一起来。其四，在日益开放的中国，在传播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国际传播的主体已经超越传统媒体和传统认知的范畴，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既然中国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化了，对外传播就不再是媒体单方面的事情，而成为多元主体共同的事情。

05结论

外部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重新审视，也给了中国一次重新审视自我和深入反思的机会:在新的挑战面前，我们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更需要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当代解读，以今天的抗疫实践对其进行补充、拓展、完善，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创新性的思维和话语，把继承优秀传统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形象更好地传播出去。

讲座最后，程曼丽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如何应对中西方不同语境的对外传播难题”“是否可以借鉴日韩文化传播思路与经验”以及“西方媒介渠道限流的背后，是否在提醒我们重建传播渠道”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主持人陈俊妮副院长也对民大学子表达了殷切期望，希望新传学子能够有思想、有本领、有担当，承担起中国和中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责任和使命，成为未来中国对外传播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