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下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喻国明教授应邀来到我院，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报告厅举行了主题为“技术革命下的传播重构与学科发展的关键”的学术讲座。
喻国明教授从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四大基本维度、传统发展逻辑的终结、5G时代下的传播要素以及未来传播学的展望这四部分内容向学院师生们论述了技术革命下的传播重构与学科发展的关键。
本次讲座由赵丽芳院长主持，我院研究生、本科生共计280余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聆听了本次讲座。
一、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四大基本维度
讲座伊始，喻国明教授指出，政府规制、市场产业、技术革命、社会安全是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四大基本维度。
01 底线思维：政府规制影响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喻国明教授表示，政府规制对传媒业的影响是非常深刻。2017年，由字节跳动公司出品，拥有四亿多用户的APP“内涵段子”被封禁。喻教授认为，“内涵段子”的经营理念与党和政府的工作背道而驰。此次处罚对互联网公司而言，这是一种当头棒喝，是一种截点式的处罚，改变了过去的互联网监管“一事一议”的传统。至此，中国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行为逻辑有了明显转变，树立起了底线思维，积极向党和国家靠拢。比如字节跳动公司启动了党媒算法工程；腾讯公司与光明日报合作形成党建频道。
02 互联网的上半场与下半场：市场产业影响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市场产业机制最大的优点在于遵照该机制的企业对用户本位的市场需求的敏感，对社会变化的洞察。喻教授表示，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传媒业有不同的格局。并指出互联网市场发展分为上半场与下半场。在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中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发展显得暗淡，经历的是煎熬、焦虑、自信的丧失。内容和渠道是传统媒体的两大立足点，在互联网上半场这两大立足点受到动摇和解构。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企业在技术方面存在差异，传统主流媒体对市场的反应更不敏感，对于内容方面考虑的更多，对于互联网反应更慢。这导致传统主流媒介变得“边缘化”，用户和员工大量流失。喻教授点明，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主要是网络化的竞争，即连接再连接，是一个跑马圈地的过程。那么，当前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了下半场，传统媒体在互联网上半场所处的尴尬格局是否会发生转变？喻国明教授认为是会的。
在互联网的下半场，“连接”达到饱和，上半场的优胜者不再依靠规模取胜。社会关系在线上的建构成为传播的动力效应。喻国明教授表示，传统媒介是一种物理级的覆盖和渠道的建设，社交媒介化则是由彼此间的关注形成的一种信息流动，是一种全新的传播模式。基于智能数据的算法分发模式使各种社交关系在互联网上的连接进一步加宽、加密、加厚。未来的媒介将是由用户的使用需求来定义的。
“进入社会媒介化的阶段，传播学所研究的不仅是内容的传播，更是在内容传播的带动之下，整个社会及行业的改变。教育、健康、服务业、政治等各个行业在此格局下都深受影响。”喻老师举了直播带货、政治秀等例子做了进一步阐释，“将关系的连接转移到线上后，位置不再重要，身份、地位之间的差异也被打破，归属感的营造才是关键。”
喻国明教授进一步指出，互联网的巨大连接能力，为每一个个体赋能赋权，人们拥有了过去人类所从未有过的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巨大可能，个人成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个人对关系选择的自由度也得到提升。于是，一个全新的“微粒化”社会到来。这种微化是一种社会能量的巨大释放，一是激活了过去无法为传统模式所激活和利用的微资源、微价值、微能量；二是提供了传统社会根本无法提供的丰富多彩的社会资源的结构方式。但社会“微粒化”的同时，又形成了不同的群组与圈层。圈层的存在可以使个性与多样化得以保存，人们在网上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各个圈层之间的封闭又对社会连接、社会协同、社会沟通、社会共识的形成带来了阻碍。
如何打破圈层封闭的状态，实现群层化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喻国明教授认为，打破圈层，需要一种横向连接价值属性的要素。并以互联网中的扮丑现象为例子指出，一直为精英文化所唾弃的扮丑现象，却是连接社会上相似处境或同样状态的人的一种媒介，诸如此类的亚文化也是一种圈层连接的价值，对此应该善于连接与利用。未来社会治理的关键就是如何实现社会沟通。喻老师建议道，应该有更广泛的价值链，鼓励横向沟通。互联网上半场的优胜者，他们的优点在于沟通效能，但是下半场连接的力量不能光靠互联网公司，传统媒体将在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里迎来发展机遇，发挥重要的作用。
03 技术革命影响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喻国明教授指出，技术分为改良型的技术与革命性的技术，改良型革命只能引发结构要素、作用机制、运作逻辑的完善与调适，比如3D技术改良了我们的视觉体验。而革命型技术能够导致发展目标、基本构造、运作逻辑的根本性再造。比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都属于革命性的技术，这样的技术进入社会生活，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再造与重构。当前我们处于“万物皆媒”的媒介环境下，而串联起万物皆媒的就革命性的技术，算法。算法无所不及，进入到人的生理、心理的层面。
二、传统发展逻辑的终结
喻国明教授认为，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传播的生存方式。新时代意味着传统发展逻辑的终结，需要更多的创新与探索，唯有创新才能生存。“媒体人经常会犯的两个错误，一是新手会犯的菜鸟式的错误。二是内行会犯的刻舟求剑的错误。所谓的菜鸟死于常识，老将死于趋势。”喻老师进一步解释道，菜鸟式错误即低级的错误、常识性的错误，在今天技术革命不断更新时，要通过终身学习来降低常识性错误发生的概率。所谓内行会犯的错误，就是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老将”还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导致的是一种刻舟求剑的错误。传统主流媒介发展到今天与我们所期待的、更理想化的样子相差甚远，就是因为犯了许多常识性的错误。
喻教授认为，大众传播点对面模式下，竞争成了逻辑必然，而新媒体是一对一的传播。社会业态使人际传播发生了变化，互联网世界的第一要素不是竞争，竞争也不应再是行业的主题词。所以传媒人要积极转变思路，不能墨守成规。如若继续依靠竞争思维经营，在互联网时代则会举步维艰。传统主流媒体要改变“以邻为壑”的思维，把网络媒体看成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的关系。
喻国明教授认为，传统主流媒体的优势在于“在地性”，有自己的既有关系作为强大的支撑。媒体应如何发挥“在地性”优势？喻教授列举了日本的报纸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例子并表示，日本的插报广告的成功来自于报纸服务当地；如果县级融媒体能利用好服务的在地性优势，建立起服务与消费平台，一个平台建立好，上行下达的主流内容的推送就成了平台的附加功能。这就是老子说的：“大道不直”，做正确的事如同系好第一颗扣子重要。
喻教授认为，传统主流媒体的另一优势在于其强大的“背书功能”，传统主流媒体具有激活社会资源的能力，起着“定盘星”“压舱石”的重要作用，能带来一系列社会相关要素的激活与跟进，即“哑铃效应”的实现。由此，喻老师认为，传统媒体中那一批具有真正实力的专业型人才才是社会重构过程中最主要的人才。而未来传媒人才要处理的是“内容”也会越来越趋向非内容层面，当关系资源达到一定程度，在未来的媒介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这种关系资源的提取。
三、5G时代传播要素的全面变革
当谈及5G技术时，喻老师表示，当技术特性落在我们的领域之后会导致我们的领域出现什么新的改变，新的现象，对我们的传媒逻辑，传媒价值的实现会带来哪些因素，这才是我们去面对这种技术改变时需要深思的问题，也是考验各位学者研究功力的时候。喻教授表示，5G技术的特点可总结为“两高”“两低”，前者指高速率高容量；后者指低时延、低能耗。技术革命正在从传播实践和传播学研究领域改变着“媒介”“传播者”“内容”“受众”这四大基本要素的内容和外延。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播主体，传播主体开始变得多元化。随着5G技术的发展，视频的表达进一步实现泛众化的变化。视频的发展为普罗大众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会与表达渠道，使各社会主体进入主流的表达当中。在内容供给侧上，5G技术带来了新的传播主体的改变即MGC，机器人新闻生产。机器人生产内容拥有速度快的优势。大文本的学习风格化表达都可以通过机器学习获得。喻教授认为，社交机器人、深度合成在未来都是大有前途的产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用户洞察，有针对性地进行符号的派发。
但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为专业的媒体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喻国明教授建议道，未来的媒体人可以为内容生产者提供专业模板，帮助缺少媒介素养的人用专业的手段与社会进行沟通。喻老师举了《中国青年报》雇佣出租车司机进行时事新闻的采写的例子，来说明媒体可以对内容生产者进行一定的引导与帮助。媒体人可以挖掘各种资源，为人们传播提供帮助，也可以利用各种手段上，对数据进行挖掘采集，提升传播与改造社会的能力与水平。
意见、信息平衡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情绪的平衡也必不可少。当互联网的巨大连接能力为每一个个人赋能赋权后，社会阶层都在为自己的诉求而呐喊时，媒体应该做什么？喻教授认为在整个社会的传播过程中，社会需要一个站在全局角度的掌控者，这是传媒工作者新时期需要的改变。
四、读懂未来传播的关键词
理清传播学的学术构架
“数据霸权”“关系赋权”“算法即媒介”“以人为本”是喻国明教授认为未来传播的几大关键词。喻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当前媒介形态由实转虚，算法将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带来了“万物皆媒”的发展结果。在算法媒介时代，既不否认传统的内容媒介，又不否认关系媒介，在内容分发上，数据为关系赋权。其中，以人为本是最重要的。
喻国明教授认为，传播创新有三个价值尺度：能否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流动性；能否扩大人们社会实践的自由度；能否提升人们对于主客观世界的把控能力。如果媒介的形态、样式的创新可以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流动，那么就是一种好的创新。在扩大人类的社会实践自由度上，智能媒介发展就是为了扩大人类的生理空间、心理空间的自由度。例如VR、AR技术为人们提供了置身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待现实的方式，使人从现实世界扩大到虚拟世界，提升了人们对于主客观世界的把控能力。媒介本身也是一种工具，本质在于能够简化、提升人们对于变动的世界的相关认识的把握能力。
“电信传播学”“符号传播学”“人际传播学”“人机传播学”是喻国明教授认为的传播学体系的基本学术构架。喻老师指出，未来的传播学体系应建立在电信传播学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的、非内容的、场景的构建与传播，这便是符号传播学和人际传播学。进一步发展，便是人机传播学，即人与人工智能的协调，但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喻教授认为，这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相生相伴的关系。“新闻传播学虽然与时俱进地吸纳了算法与数字化，但它不变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要强调人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传播学应该是一个有温度的学科。”喻国明教授强调道。
讲座最后，喻国明教授就线上与线下同学们提出的“如何看待网络传播多元平台主体”“如何看待传播学脑电波传播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